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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契约精神

中国需要契约精神2007-08-19 10:43:48 来源：2007-08-17《国际融资》分享到：当宗庆后绑上所谓的“民意”，举起“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旗，向合作了11年的法国达能宣战时，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却像是纯粹的看客评论着这位备受关注的民族企业家。

从去年的向文波到今年的宗庆后，我们从民族情绪的狂热鼓噪中究竟领悟到什么呢？当媒体和愤青们为各自的理念吵得一塌糊涂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专家的声音呢？在这场大讨论中也许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解和传统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思考会把我们带向理性，这正是采访王巍的原因之一。

记者：目前就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的契约精神是一个什么状态？

王巍：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资源、资金和经济实力，更需要商业精神，这是市场最基本的因素，对此我们还缺乏理解。我们要懂得这个最基本的精神，或叫文化。过去我们都讲言必行、行必果，就是这个意思。之所以现在缺乏契约精神，不讲规则，这和我们的整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聪明，其实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就是不讲规则。在与外国企业进行收购的过程中，我们宣传中国人如何聪明、智慧，但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最重要的，商业契约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底线。拥有了商业契约精神之后再去研究智慧，不能整天研究怎么耍小手段，不讲规则、讲聪明智慧，这是很阴暗的。这次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就是要培育这种契约精神。这个会议，虽然熙熙攘攘，人多的像大集市，看上去不是很像样的资本对接、签约市场，但是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家互相来谈论问题，我要说的是，在大量企业有选择情况下，有着大量博弈，这就形成了规则，形成了契约精神的基础。因为选择多，你不和我讲信用，我可以和别人讲信用，这样很多企业竞争，谁有信用就和谁合作，就会形成业内规矩，形成一个圈子，谁不讲契约，谁不讲信用，就被这个圈子踢出去。过去这样的会议是政府组织的，不讲信用的人在里面骗了就骗了。但是现在不同了，是市场行为，契约不是教育出来的，是在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不履约不是道德问题，企业不履约就会使经济上遭受损失，就会出局，所以从道德上教育人是没有用的，需要经济上的制裁，还有舆论上也要转型。我们的主流媒体强调加入全球化，都说得很雄伟，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要建立公民企业社会，要做全球500强，目标都很宏伟，但是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目标都放下来，不要谈这么大的目标，谈些遵守规则的基本问题。中国人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进入国际。全世界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最怕中国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不断变化、不可测、不透明，中国现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是这样，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预测、不透明、话不说透，说话含糊、搞深沉，这些为今后毁约创造余地。中国为什么要深沉啊，因为要给自己留出不断变通的余地。中国人太能变通了，不断变通，这个变通的结果就是没有规则。所以我们看外国人都很单纯，其实我们把外国人也玩得很厉害，这30年来我们吸收了很多的国际资本，不要光看到外国制造了骗局，中国人骗外国人的也不少。可是骗了外国投资者，中国人本能地觉得好，光宗耀祖。这样看问题对国家没有好处，被中国诈骗的外国企业有之，但是没有哪家媒体把这个当作大事，没有。但是中国人一旦被外国人骗了，民族主义情绪、本土情绪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不公允。像达能事件，中央政府就做得很好，没有轻易出手，这是企业和企业的事情，地方政府作出反映，因为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了。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所谓的经济安全问题呢？

王巍：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都感觉很牛，但是，要知道有家喻户晓的金砖四国，我们只是其中一国而已，而世界范围内又岂止金砖四国在发展，大家都在发展，各个国家的状态都很好。其实是中国自己在夜郎自大，觉得咱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了。但是，看看我国的外汇指标，有多少外汇投资到中国?是投资到外国的子公司里的，却算到我们头上了。问题就出来了，说中国经济崛起，我们用什么来支撑？去年出了个电视大片叫《大国崛起》，我看了以后感觉很失望，因为没有谈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这些市场制度中国怎么能够崛起呢？《大国崛起》中谈到俄罗斯的崛起归结到3个人的个人事业，是他们导致了大陆崛起，这不是开玩笑吗？看完这部片子会让人产生一种廉价的感觉，就是觉得关于崛起的所有条件中国都具备了，我们该崛起了。我认为，没有民主精神，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精神，这个大国还是发展不起来，全球经济在中国这个地方崛起不等于中国的崛起。大家去年争议我们并购公会搞的一个工商联提案，很多人都说我们工商联提案是打击外资，因为我们谈的是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中国经济必须加入全球化才能安全；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全球化公司，而不是垄断国企；国家安全不是政府的判断，而是市场能够和政府的共同判断，是双方博弈，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过去很多做法都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是打击外资、打击全球化，我们是要拥抱全球化，要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放在全球化基础上、放在共同博弈的基础上，而不是泛泛的，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口实，行巩固垄断、保护落后之实。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记者：在现有的市场契约环境中我们要关注什么？

王巍：首先，就是政策博弈的效果大大减弱了。包括股市，大家都知道，不是靠几个政策、谁说几句话就可以玩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因为政府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将来如果政府不处于市场中，它就会被边缘化。政策博弈是有的，建设部发的文当天就收回，这种事情多了，我们都知道关于外资方面70号文和11号文就是完全相反的，国土局161号文和40号文完全相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反的文件出现？因为他们知道都要站不住脚了、都开始拼命抓自己的权力，也就不协调了。政府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同时还要谴责企业家搞短期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都没有长期计划，企业凭什么要有长期计划啊！国家在投机，企业家凭什么不投机？这就是社会的大环境。其次，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最大的好处是在全球范围内来做价值评估，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国内觉得很牛的公司到外边却没人要，国内不当回事的企业在外边可抢手了。像阿里巴巴、百度，在中国根本就融不到钱，但美国人就看好。像我们不看好的张朝阳，全世界都欢迎他，这就是价值的评价体系不一样。另外，金融工具与公司构架复杂化，企业家领袖魅力展现了，过去根本不需要什么企业家，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党的安排。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出现了柳传志、王石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企业家出现了魅力个性表达，包括了他的视野、激情和才技，今天是中国给企业家提供了舞台，有魅力的企业家出现了，而企业家是个创新过程，就是不断地靠个人激情、个人创造，不怕失败，不怕摧残，前赴后继往前走，这样才能成功，企业家必须有非常坚强的信念。

记者：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2007中国国际融资洽谈会和2007中国并购年会，ACG的一些会员参加了，在此前您与天津政府去美国路演，与美国方面有很多接触，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巍：美国有很多基金都想参与“中国概念”，那他们就觉得很有面子了。我觉得其中很多基金不是很大，但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应该把这些私募基金引荐到中国。但是中国人都喜欢大的机构，像KKR这样几百亿资金的机构会觉得比较好，但是这样的机构一般都和中小企业(行情论坛)没有关系，人家看中的是大企业。美国很多基金比较小，那么我们就争取到几十家来天津。我的体验是资本是一只堂前燕，是可以飞入平常百姓家的，资本交易不都是巨型的堂前燕，如何把那些堂前燕引入百姓家？那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洽谈会的方式，让这些中小企业与基金来见面，这么多的小资本来到中国与中小企业见面，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可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资本国际化的机会。天津市长戴相龙有一句题词“参与全球资本流动”，在融洽会参与资本流动，就是参与全球资本流动。今天论坛的模式也是最简单的契约精神的体现，这就是大家商量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没有人按住你的脑袋要求你必须和谁恋爱，按照资本运作的思路去谈，没有人逼迫你去做什么，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增加自己的选择。我个人感觉这次会议的独特意义就是资本这种很神秘的、强势的东西能够流入平常生活，特别让中小企业受益，这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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